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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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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意大利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注11972年中国拍摄的一部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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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背景

安東尼奧尼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由于摄制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关于经过路线,曾经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影片难免带上了旅游者“猎奇”视角的特点。人们从中看到了主人希望世人看到的学校工厂幼儿园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女工下班以后仍然不愿离去,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几乎像科教片那样详细周到,从如何将长长的银针插到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在长达20分钟的杂技表演中结束了影片。因为有官方的全程“陪同”,使导演的意图无法完全实现,只能采取一些偷拍、追拍、突拍方法捕捉细节和人们的表情。

[编辑] 各方反应

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该片。影片作为19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该城的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后,中国的外交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终于被移到另一所影院放映。

被激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称安東尼奧尼为“反华小丑”,“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将近一年时间的批判。其中仅1974年2、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收录文章43篇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来自中国全国,很多人是安东尼奥尼拍摄过的地方的干部和群众。

安東尼奧尼把南京長江大橋拍得反過來。那時侯南京長江大橋在中國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象徵,而且當時中國不識西方腐朽沒落的頹廢派作品,故認定安東尼奧尼是在污衊社會主義中國,於是組織批判他。影片被指控全盘否定、抹杀中国建设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没有两样:放着许多现代化大型企业不拍,专拍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放着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远洋轮不拍,进入他镜头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了丑化:把他们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甚至还揭安東尼奧尼老底说,他在二战时就投靠墨索里尼政权,在陆军中任职。曾奉法西斯宣传机关“政治片和战争片摄制处”命令,参与编写吹捧墨索里尼空军的影片《一个航空员的归来》(Un pilota ritorna),得到赏识。批判还被延伸到对敌意宣传的批判和对审批拍摄的决策人周恩来的影射指摘。

當時曾經有兒歌寫作:

紅小兵,志氣高,
要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好。
,批林彪
從小革命勁頭高。
紅領巾,胸前飄,
聽黨指示跟黨跑。
氣死安東尼奧尼,
五洲四海紅旗飄。

安東尼奧尼为自己辩护说:“电影的名字叫《中国》,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注2

2004年11月25日,“安东尼奥尼回顾展映”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给92岁的老人捎去了迟到的慰籍。看过当年被狠批的影片后,50岁左右观众感到隔膜、无奈,年轻观众则表示了认可,专家的评论说“呈现出一个伟大的影像思想者对陌生领域的影像直觉,对陌生空间中的人的直觉”。

[编辑] 注释

[编辑] 注1

安东尼奥尼(1912年2007年)出生于意大利费拉拉一个富足家庭,1935年毕业于波隆那大學经贸专业。1940年罗马在《电影》杂志做编辑。

作品有故事片《爱情故事》(1950)、《喊叫》(1957)、《奇遇》(1960)、《夜》(1961)、《蚀》(1962)、《职业记者》(1974 )、《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1982)、《云上的日子》(1994);纪录片《波河的人们》(1943)、《中国》(1972)。1964年因《红色沙漠》获得金狮奖1995年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

[编辑] 注2

意大利评论家安伯托·艾柯曾试图概括影片的意图:安东尼奥尼作为“一个特别倾向于深度探究生存问题和强调表现人际关系,而非致力于抽象的辩证法问题和阶级斗争的西方艺术家”,向西方观众“讲述的是这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而意大利著名作家阿爾貝托·莫拉維亞则以惯常的深刻尖锐性直觉到该片的价值:“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此时此刻”,“最终它只是一个供描写的纯粹的事物”,“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视野使导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常’和这种‘日常’赋予他印象的新鲜感和直观感。确实,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一个‘日常的’中国”。

[编辑] 参考资料

  • 单万里:《安东尼奥尼的荣誉与痛苦》,《书城》,2002年第11期。
  • 卡尔洛·迪卡尔洛:《安东尼奥尼的导演生涯》,《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45期(总第207期)。
  • 舒可文:《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对话》,《三联生活周刊》,总3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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